对当代某些老字号而言，“老”是激烈商战中的一种负担。 　　

　　不过国内历史最悠久的服装品牌之一培罗蒙，在诞生80年之际，却试图在“老”中寻找崛起的答案：2月底，培罗蒙南京东路形象店开张；3月，天津路上的技术中心也投入运作。两家店铺复制了“前店后工场”的传统模式。在市场定位上，培罗蒙也打算回归传统：重点发展男装的高端定制。 　　

　　公司的“寻根”还表现在精神上：分居东京、香港和上海三地的培罗蒙第一代传人——87岁的戴祖贻先生、88岁的许爱娟女士和89岁的李佩鹤先生，有机会聚会申城，共话沧桑。

　　旧上海西装“名旦”遭遇内忧外患 　　

　　戴祖贻和李佩鹤年近九旬，还都耳聪目明，聊起过去，两位老先生感慨颇多。“我还记得寅生（李佩鹤的原名）阿哥第一次来店铺的样子，戴一只大帽，穿一件长衫。”87岁的戴祖贻比李佩鹤小两岁，却早两年进培罗蒙，是创始人许达昌的大徒弟。他到培罗蒙当学徒那年，是1934年，培罗蒙开业已有6年。 　　

　　培罗蒙创始之初，西服刚在上海滩流行，不过培罗蒙的生意却很好。“我学生意时，许先生还要夹个包到外面兜生意”，戴祖贻说，“后来培罗蒙名气越来越响。有时甚至我一个礼拜就要乘火车到南京一趟，替客人量好尺寸，再连夜赶回来。” 　　

　　如作家木心在《上海赋》中所写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，“西装店等级森严，先以区域分，再以马路分”，培罗蒙所在的静安寺路（今南京西路），是高档次西服店聚集地，其中培罗蒙、亨生、启发、德昌，并称“四大名旦”。这些西服店做一件西服要花7个人工，而一般的西服店只要5个人工，当然价格也不菲，最好的英国呢西装，一两黄金只能做两三套。 　　

　　为独占鳌头，培罗蒙重金聘请当时奉帮裁缝的四大高手做裁剪师傅，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认为培罗蒙算得上是上海滩做西服的“老大哥”。解放后，许达昌和戴祖贻分别在香港和日本开设了培罗蒙洋服店，亚洲首富李嘉诚，船王包玉刚，三星企业创始人李秉哲，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等，都曾经是他们的顾客。 　　

　　“很可惜，许小姐没有回来，上次见面，还是廿几年前的事了。”李佩鹤说，尽管许达昌被美国《财富》杂志评为世界八大裁剪大师，但在成衣业冲击下，固守传统裁缝店模式的老字号遭遇了困境，那次来上海，许家想把香港培罗蒙卖给上海培罗蒙，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达成所愿。戴祖贻告诉记者，日本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，他已把店面盘给了别人。 　　

　　不过这些年靠成衣业务做大规模、年销售额超过3亿元的上海培罗蒙，却想回归传统，重新发展西装定制业务。 　　

　　“近几年国内的成衣企业都在拼命压成本，这点我们根本拼不过外地民营企业。”培罗蒙西服总公司总经理金建华说。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，纺织服装是“中国制造”的代表之一，但同时利润率也比较低，出口一件衬衫，只能赚几十美分。世界市场占有率超过70%的中国服装，在整个产业链中却只能分得15－20%的利润，而成千上万家企业为这点利润争得头破血流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 　　

　　在前一轮的竞争中，因为商务成本不断提高等原因，上海的服装企业逐渐失去市场的主动权。未来，随着企业上市和并购等过程，资本的力量也许会更迅速地把它们推向缺乏竞争力的一边。面对很多竞争对手动辄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销售额，培罗蒙不能不焦虑。当管理层为扩大市场份额绞尽脑汁时，一位外籍营销顾问却问金建华：为什么西服卖得越多才越好？他说，伦敦市中心的萨维尔街，集中了几十家高级定制男装店，其中最有名的戴维森公司创立于1803年，英国皇室、大臣、总督和郡治安长官的西服都在这里定制，其他一些欧美名流也是它的座上宾，这里一件标准两件套西服的价格近万美元，虽然一天也做不了几套，利润率却极高。 　　

　　这不就是培罗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做的事情吗？“做大，我们没有资金优势，做精，我们倒是有先天基因。”金建华说，他也发现，随着顾客需求日益个性化，高级定制西装在上海有“老树逢春”之势。“好几个培罗蒙出身的裁剪师傅，在淮海路等高级地段开起了私人的西装定制店。一套定制全毛料西装上万元。说实话，比两三千元的成品西装好卖。”

　　秉承祖训与变革时代 　　

　　其实今天，定制西服依然占到了培罗蒙西服销售的5%至10%，一件全毛中山装连工带料对外标价8000元，但一般顾客是不得其门而入的。上海西郊的培罗蒙定制服务工厂，接的大部分是“政治任务”，尼泊尔、埃塞俄比亚、法国、韩国等国家的政治首脑都是其顾客。培罗蒙还为上海APEC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定制官员服，并成为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指定服装商。 　　

　　“简单来讲，完成一件手工制作西服必须的‘推、归、拔、整’4个步骤，培罗蒙至今仍严格秉承祖训。”金建华说，“文革”中，培罗蒙曾一度改名为“中国服装店”，定制西装业务大幅萎缩。上世纪80年代后，受市场影响，培罗蒙又投身成衣业大军。不过，因一些特殊客户的需求，培罗蒙仍保留了全手工制作西服的传统工艺，且把西服制作工艺融入列宁装、中山装的制作中。李佩鹤记得，“很多文艺界的名人，像孙道临、陈述都来店里做过西装。” 　　

　　2007年，培罗蒙的缝制工艺被列入“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名单，8位顶级技师是这项工艺的当代传人，除了尺、剪刀和熨斗这传统“三宝”，他们还用上了高科技——从国外引进的智能服装CAD综合应用系统，把定制客人的人体尺寸输入计算机后，可以直接在人体数字模型上试衣，更换面料和款式，这使得过去72小时的制衣程序，最快可缩减至22小时。 　　

　　未来3年，培罗蒙计划让定制西服业务走出深闺，分3个子牌3种档次，为供顾客选择。日本和香港培罗蒙的前车之鉴，也令金建华头脑清醒。“走高级定制服装之路，并不等于回到过去的裁缝铺。”手艺是重要的，但设计、营销、服务同样重要。这是培罗蒙把形象店置于南京路上的原因。培罗蒙还打算在上海大剧院西侧建一个文化艺术设计中心，专设高级手工定制区，由特级设计师和特级技师坐镇。为了让定制服装的手艺得到传承，培罗蒙还计划与高校联合开设“培罗蒙服装教育学院”，专门培养未来的高级裁缝。 　　

　　不过，打高级定制西服主意的，不止培罗蒙一家——陷于低利润漩涡的国内服装企业，都希望能进入目前还是外资品牌一统天下的“高端市场”。北京顺美服装公司就宣布：“准备集中力量，发展售价1万元左右的纯手工西服生产。”那么在这条道上，培罗蒙能靠什么占有一席之地？ 　　

　　在公司看来，答案也许会包括是品牌、名誉和文化。 　　

　　尽管3位传人的聚会最终没能成功，但培罗蒙寻根之心可鉴。“国内一家著名服装企业的老总跟我讲过，培罗蒙有一样东西，是他们花了钱也买不到的。”金建华说，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、最著名的服装品牌之一，培罗蒙80年历史留下的不仅是缝制工艺这一“非物质遗产”，还造就了盛名。在老上海心目中，培罗蒙或可与摩登、精致、优雅同义。 　　
　　60多年前的一幕景象仍然深深地留在了89岁李佩鹤的脑海中：南京西路284号，两开间的培罗蒙小楼，一楼是落地玻璃大橱窗。周六晚上，当旁边的大光明电影院电影散场，客人一涌而出时，许达昌身穿一件白色大衣，在敞亮的灯光下，开始裁剪当时最新式的西装。这也许是当时最别出心裁的品牌广告。出身舟山定海乡下的小裁缝许达昌，确实有着善于经营的精明头脑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，更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首次融入国际时尚的风潮。在这股风潮中，培罗蒙靠一把尺、一把剪刀和一只熨斗这“三件宝”，在上海滩确立了自己的地位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老字号重逢青春。“当时百废待兴，老百姓需求很大，但是店里每天也就能做10来套西服，供不应求，只能跟现在医院专家门诊一样派号，有人为了做一套西服，早上五六点钟就来门口排队。”李佩鹤告诉记者。 　　

　　如今，培罗蒙再一次遇到了重新提升品牌文化的契机。目前，中国服装业的拐点已经到来，一场变革正在悄悄发生：内销市场首次超过外销，产业和商业进一步交融，品牌和创意的重要性日益凸现。 　　

　　这种情况下，谁首先完成了产业升级，谁就掌握了未来市场的主动权。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大的财富？中国服装的商业创新成功之路该如何走？在金建华的设想中，在传统中汲取灵感和营养，弘扬和传承精湛手工工艺就是答案。戴祖贻告诉记者，对他和李佩鹤这些老培罗蒙人来说，这个品牌倾注了一生的感情。“‘培’，是加倍努力，提高技艺；‘罗’字，即罗纱，意喻布料；‘蒙’含多蒙光顾之义。希望培罗蒙这个品牌能够发扬光大，不负盛名，不负历史。”